在我看来，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扎实的资料考索和个案研究的经验，然后才能有统摄全体而写史的条件。香港文学的研究却几乎是从写作文学史开始的，从80年代这一学科的建立开始，陆陆续续已有多本《香港文学史》著作面世。如此仓促写史的结果是，这些著作不仅在框架上大体雷同，而且在基本的史料上都有欠缺。令人欣喜的是，刚刚出版的袁良骏先生的《香港小说史》在气象上已大为不同。
袁良骏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获得的成果是可观的，《香港小说史》中的“‘五四’影响下的《英华青年》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第一批‘港岛传奇’小说家——杰克、望云、平可等”、“三苏的早期小说”、“港岛传奇的泛滥”等章节所论述到的大量的作家作品，基本上都没有见诸于从前的文学史。有《香港文学史》的作者坦承，这些作家作品的名字有的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资料的挖掘显然是袁良骏这部《香港小说史》的过人之处，它不仅仅关乎资料本身，它同时带来了文学史格局上的变化，对整个评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在三四十年代之交的香港，新文学已经扎根，内地作家也因抗战爆发而南下香港，所以香港文坛已经为新文学所占据。袁良骏的研究却表明其实不然：除了青年学生之外，三四十年代殖民地商业社会香港的读者群依然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口味，这使得新文学没能成为文坛主流，市场流行的依然是通俗小说，通俗作家不但没有消失，市场需求反倒“胁迫”杰克、平可、望云等香港第一批新文艺作家为了生存而倒退去写旧章回小说。香港文学的格局历来是通俗文学占据主流而严肃文学处于边缘，即使在三四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也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是卓而不群的“史识”。香港文学历来存在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两派互相排斥。内地文学研究从前轻视通俗文学，根本不将其纳入文学史之中。现在学界则又有“金庸热”，古典文学界的冯其庸先生和现代文学界的严家炎先生对金庸评价甚高，香港文学史也相应给金庸以较高地位。而袁良骏先生的观点没有倒向哪一派，他认为：“50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开了香港小说的新生面。尽管香港的一些‘纯文艺’作家对他们依然评价很低，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注意到，他将“革命”二字严格限定于“武侠小说”的范围之内。他还认为“新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闲文学，不宜过分提倡。假如香港文学都变成了新武侠，香港小说家都变成了金庸、梁羽生，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袁良骏也有自己不俗的见解。他对刘以鬯先生《酒徒》的现代主义实践予以很高评价，但对于刘以鬯关于“现实主义死亡论”却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他认为现实主义固有局限，现代主义何独不然，这两种创作方法并无高下之分，正确的途径是不拘于一隅，拓宽自己。现代主义如果一味玩弄玄虚，只会走向末路，他指出香港目前的现代主义正处于这样一种“误区和困境”之中。
我认为，袁良骏先生对于香港文学的殖民性问题，似乎未曾充分注意。《香港小说史》认为，与日本之于台湾不同，英国对香港采取了远为缓和的殖民政策，对中国文化基本上自由放任，袁良骏还引用1927年港督金文泰的演讲，表明港英当局对于中国文化的倡导。其实从历史上看，英国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放松过殖民教化，他们一直致力于淡化港人的民族记忆、培养西方文化认同和归顺英国“祖家”的意识。手段虽然缓和，但其后果却是惊人的，它对于香港文化的形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港督金文泰的演讲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彼时港英当局是在利用中国“国故”抵御20年代省港大罢工后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思潮，从而维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正如鲁迅所说：“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殖民性构成了理解香港文学的一个出发点，这里不谈20世纪前期，只略加分析不为人所注意的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殖民性问题。昆南的小说《地的门》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受到了高度评价，但《香港小说史》却批评了这部作品的“花架子”，这显示出袁良骏先生独到的艺术把握力，这一“花架子”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呢？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它显示了一种殖民性——虽然《地的门》曾以其反殖民性和艺术独创性受到叶维廉的称赞。后殖民理论较之于从前的反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意识到了西方殖民霸权的新形式，即西方意识形态以一种客观普遍的知识话语的面目出现，以知识／权力的形式继续维持它对于殖民地及第三世界的控制。后殖民理论致力于颠覆最具影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它指出这一模式不过是出自于欧洲立场的历史建构，不能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标准。现代主义是文学上的一种典型的西方叙事。它本是欧洲历史上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学叙事形式，但这种历史叙事却被普遍化了，成为了一种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现代“高级”文学形式，引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文人置自己的历史于不顾，而竞相追随，一味效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在昆南《地之门》中，中国的远古神话却必须纳入西方的叙事结构中才能产生意义，而他的所谓“艺术创新”不过是对于西方现代形式的一味效仿，而这里西方价值中心的取向是非常明显的。从殖民性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解释香港文学的诸多问题，研究香港文学似不应忽略这一基本立场。
